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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地会的发祥地

                                      

天地会即洪门，最初只是产生于福建一个民间秘密结社。后来发展到台湾、两广、江西、云贵、湖南、江浙等省，并由华侨中的洪门成员带往海外，在东南亚及美洲华侨、华人中广为流传，无论在国内还是海外华侨、华人中，都成为一股强大的社会势力。天地会在中国历史上起过重要作用，曾在我国人民反抗国内封建统治与抗击外国侵略势力的斗争中，冲锋陷阵。海外洪门，也曾多次组织东南亚华侨中的洪门成员和其它华侨，反抗西方殖民统治。毋庸讳言，天地会的组织在国内外，也都参与过一些非法活动，如械斗、走私等。因此，天地会早为国内外人们所熟知。天地会的历史，也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关注。不过，百余年来，人们对天地会究竟是个什么样的组织，为何会在中国产生，它创自何人，始于何时，发源于何地，这些问题一直被学术界视为难解之谜。近十年来，我国学者曾就天地会的起源与性质问题，展开热烈讨论，大大推进了对上述问题的研究。在以往有关天地会起源的争论中，我主要依据官书、档案，发表了不少意见。本文则将官书、档案与洪门秘笈结合起来，探讨天地会的起源，特别是论证天地会发祥于福建云霄高溪。

一、初期天地会的性质

以往中外学者在天地会起源问题上的分歧，大多起因于对初期天地会性质上有不同看法。迄今在天地会起源问题上的说法，至少有十二种之多［1］。半个世纪以来，在史学界主要流行的天地会起源“康熙说”，认为天地会是清初满汉民族矛盾的产物，是明朝遗老、郑成功或汉族士大夫等社会上层人士，为了“反清复明”而创立的“民族革命团体”，或“农民革命组织”。我认为此说尚值得商榷。   

明朝遗老创立说与郑成功创立说，都是辛亥革命时期革命党人提出来的。他们研究天地会起源，并非出于学术研究的兴趣，而是出于反清斗争的政治需要。辛亥革命时期，革命党人认为清政府已经是“洋人的朝廷”，完全成了帝国主义的走狗。因此，要拯救中国于危难之中。免于被帝国主义瓜分，就必须推翻清王朝。当时革命党人一个重要思想武器便是所谓“反满民族主义”。为了动员广大群众起来推翻清朝专制政权，便大力宣传“革命排满”。他们除了大量宣传“扬州十日”，“嘉定三屠”等清初满汉斗争的事例外，也把洪门起源问题作为宣传“革命排满”的重要内容。这样，既可以鼓动汉族人民的仇满情绪，又可动员海内外洪门成员参加反清革命，以利用其现成的组织和人力、物力。明朝遗老创立天地会说，便是孙中山先生在这种情况下提出来的。他后来在《建国方略·有志意成》一文中，又作了系统的阐述。他说：“洪门者，创设于明朝遗老，起于康熙时代。盖康熙以前，明朝之忠臣烈士，多欲力图恢复，誓不臣清，舍生赴义，屡起屡蹶，与虏拼命，然卒不救明朝之亡。迨康熙之世，清朝已盛，而明朝之忠烈亦死亡殆尽。二三遗老见大势已去，无可挽回，乃欲以民族主义之根苗，流传后代，故以反清复明为宗旨，结成团体，以待后有起者，可藉为资助也。此殆洪门创立之本意也。”[2]他在论述《三民主义》的“民族主义”时，又以洪门起源作为重要的历史根据。[3]  

孙中山先生在辛亥革命时期，主要联络两广天地会与海外洪门，而洪门秘笈里有一个康熙年间西鲁入侵中原，少林寺僧帮助清廷打败西鲁并遭惨害的故事。因故事中提到西鲁入侵是在康熙年间，洪门秘笈中又有许多带有反清复明内容的诗句、对联等。孙中山先生便据此提出了明朝遗老以反清复明为宗旨创立天地会的说法。民国年间，学者们为了论证孙中山先生这个论断，曾提出过不少论据。有的学者用康熙年间发生过杨起隆起义、张念一起义、朱一贵起义等历史事件，作为康熙年间天地会已经存在的证据。[4]有学者则把《大清律》中有关禁止歃血结盟和有关“复兴天地会”的条文，作为天地会始于康熙年间的证据。[5]最近又有学者用姚启圣的文告专辑一一《忧畏轩文告》中几条有关康熙年间福建漳州存在结拜弟兄的史料，证明康熙年间已经有天地会存在。[6]  

郑成功创立天地会的说法，最早出自陶成章之手。他在《教会源流考》中提出；“明室内乱，满洲乘之，再蹈亡国之惨。志士仁人，不忍中原之涂炭。又结秘密团体，以求光复祖国，而洪门之会设也。何谓洪门?因明太祖年号洪武，故取以为名，指天为父，指地为母，故又名天地会。始倡者为郑成功，继述而修整之者，则陈近南也。”[7]陶成章这个说法，是受到哥老会内部传说的影响而提出来的。辛亥革命时期，陶成章所联络的浙江会党，如终南会、伏虎会、双龙会、龙华会等，俱屑哥老会分支。哥老会内部相传，顺治十八年，郑成功在台湾创立天地会，开金台山明远堂。康熙二十二年台湾归清时，郑克塽将天地会重要文件、誓章，规约及《金台山实录》等，封入铁匣，沉人海底，后被渔民捞起。道光二十八年，福建人郭永泰从渔民手中将铁匣中材料购得，“略加修改”，而成洪门秘笈《海底》。[8]陶成章以该传说为据，提出天地会由郑成功首先倡立，由陈永华“继述修整”之说。二、三十年代，一些学者在论述天地会起源时，便沿用其说。并且以洪门秘笈中西鲁传说为据，对陶成章的说法加以论证，创造出“影射推求”的研究方法，认为洪门秘笈中少林寺僧征西鲁的传说中，“其人其事皆有寄托影射”。这个方法是温雄飞所创造的。他说：“所谓少林寺者，指郑芝龙一系与其部曲；征西鲁有功满清，是指郑氏撤去仙霞关守备，令满兵长驱直入福建；火焚少林寺是指郑芝龙全家大小在北京被杀之惨史。五祖者，与郑芝龙歃血结盟之异姓兄弟或同姓兄弟而与芝龙谋复仇者也。万云龙者，郑成功也。”[9]清史专家萧一山先生十分赞赏这种方法，认为“是研究天地会起源的一件有价值的贡献”。他本人也用这种方法，对西鲁传说进行“影射推求”，认为传说中的万云龙是影射“一念和尚”的，小主朱洪竺是影射朱三太子的，少林寺被毁则是影射“某侠僧的”[10]   

汉族士大夫创立天地会的说法，大多出自民国年间帮会中人之手。他们为了抬高帮会的身价，便把明清之际一些历史人物尊为洪门始祖，如傅青主、顾炎武、黄梨洲、王夫之等。“有些学者也受其影响，试图从顾炎武在北方活动的一段历史中，寻找他从事秘密反清活动和组织秘密结社的资料。今人王春瑜先生对此进行了深入研究后指出：当代许多史学家认为顾炎武来北方，是为了密察山川形势，阴结豪杰之士，并从事抗清秘密活动的说法，“是与历史实际不相符合的。”[12]

以往人们认为天地会是明朝遗老、郑成功或汉族士大夫以“反清复明”为宗旨而创立的说法，并没有确凿的史料依据。辛亥革命时期革命党人有关洪门起源的说法，是出于当时政治斗争的需要。后来学者对其说法的论证与诠释，也皆出于推测而未提出任何可信的证据，难以征信。这方面情况，我以往谈得很多，此不赘述。从清代前期有关天地会的官书、档案及对洪门秘笈的分析来看，天地会乃是清中叶经济发展与社会矛盾的产物，是下层群众为了互济互助和自卫抗暴而自发结成的社会群体，并无明确的政治纲领，其性质并不属于“革命团件”，而属于民间秘密结社。初期天地会具有较强的反抗性，但从其实际情况来看，其反抗斗争并非为了恢复朱明王朝的统治，而是为了反抗清政府的剥削与压迫。其成员也不是社会上层的明室遗老，军队将领，或汉族士大夫，而是社会下层的穷苦人民。天地会创始人万提喜即洪二和尚郑开，便是一位穷苦僧人。最初同他结拜弟兄的李少敏、朱鼎元、桃元等人，及乾隆三十三年卢茂起义的参加者，也都是农民和其它下层群众。乾隆三十五年李少敏、蔡乌强领导的天地会起义中，蔡乌强靠“做糖料生理”，沈润开干果店铺，林裕是农民，李讲靠“耕种度日”，吴玉以宰猪为生。还有许多骨干是靠卖鱼度日，或充当小商贩。[13]乾隆五十一年台湾林爽文起义中，其首领与骨干，也均属下层群众，其中如赶车、卖糕饼、训蒙、剃头、雇工、耕田、开杂货店、肩挑负贩、木匠、种菜、测字、堪舆、差役、和尚、女巫等。[14]   

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保存着清嘉道年间大量天地会档案，其中有许多被捕者的供词，均提到自己的职业。在供出职业的32工名首领、骨干当中，农民或兼做手艺、小贩者有32人，农村雇佣劳动者58人，经商者包括开小店铺、肩挑负贩者有53人，穷苦知识分子15人，兵丁、差役8人，雇佣劳动者l 30人，其它25人。从这些首领与骨干的结会宗旨来看，大多是为了“遇事得有帮助，免人欺凌”，或“身居异地，恐人欺侮”，或藉结会“敛钱使用”，也有少数是为了开设赌场免人捣乱，或为了结伙抢劫，便于拒捕，及为了聚众反抗清朝统治，尚未见到为了“复明”而结会者。   

从上述情况来看，初期天地会乃是下层群众的秘密结社，而非明朝遗老或汉族士大夫等社会上层人物的政治组织。

二、天地会产生的根源

初期的天地会，作为一个下层群众自发结成的民间秘密结社，其产生绝非某一历史人物的个人动机，或为某一突发历史事件所引发，而是有着深刻的原因，包括历史的、经济的及社会方面的根源。   

首先，天地会产生的历史根源。   

天地会是清代秘密会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清代秘密会党经历过一个由简单到复杂、完备的逐步发展过程。最初仅以异姓结拜弟兄的方式存在，后来发展到“立有会名”，最后才成为比较完备的秘密会党。天地会正是清代秘密会党发展到完备阶段时产生的。    

异姓结拜弟兄阶段。  

结拜异姓弟兄这种习俗，在我国由来已久，相传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已存在。不过，那时主要表现为贵族之间的政治性联盟，结盟时要以黑牛、白马作牺牲，举行隆重的仪式。后来，结拜弟兄的习俗逐渐流传于民间，到明代已相当盛行。明代章回小说《三国演义》、《水浒传》中，均有对异姓结拜弟兄的生动描绘，反映了这种习俗当时在民间流行的情况。   

清初，结拜异姓弟兄的习俗仍然存在，并有所发展，以致清政府在法令中要下令予以禁止。史载：“国初定，凡异姓人结拜弟兄者，鞭一百”。[15]后来，清政府又发现有人藉结拜异姓弟兄的方式，聚众反清，于是加重了对违犯者之惩处。“顺治十八年定，凡歃血盟誓，焚表结拜弟兄者，著即正法。”[16]康熙初年，清政府鉴于结拜弟兄的组织日益壮大，成为清统治之隐患，又重申了顺治十八年有关禁止结拜弟兄的法令。“歃血盟誓，焚表结拜者，殊为可恶。此等之人，著即正法。”[17]康熙十年重修《大清律》时，又把结拜弟兄案件，从“杂犯”归入“谋叛未行”之中，表明清统治者已把结盟拜会视为政治事件。在康熙前半期，结盟拜会的规模，有的已相当大。康熙十九年七月初二日，姚启圣奏：“漳郡恶俗，尚有奸徒倡立社党名色，纠结投诚员兵、劣衿、练长、衙役及一切流棍、讼师人等多至一二百人，少亦数十人，歃血誓叩，武断乡曲，生端寻衅，絷诈善良，通线作奸，擒人勒赎”。同年十月，姚启圣又奏：“近闻闽省各属，多有穷凶巨棍，自称大哥，歃血盟神，结拜弟兄，或一伙有百十余人，或一伙三、五百人。[18]

康熙年间结拜弟兄的组织，有的规模已相当大，但其组织形式尚比较原始，一般止举行歃血结盟或焚表盟誓，尚未立有会名。其活动大多为了公开反清，而非在民间秘密传播。史料中这类反抗事件甚多。康熙三十五年，台湾诸罗(今嘉义)有吴球等聚众结盟，众人“举杯为誓，约期起兵。”[19]康熙四十年，台湾诸罗又有刘却等人“歃血为盟”。刘却“集健儿数百”，往攻清军营汛。[20]康熙六十一年台湾凤山县朱一贵纠约李勇等五十二人，“焚表结盟”，并率众起兵反清，朱一贵自称“义王”，国号大明，年号永和。[21]  

上述事件，虽然也采取了异姓结拜弟兄的形式，但从其活动情况来看，则属于公开的武装集团而非民间秘密结社，即不是天地会那样的秘密会党。

立有会名阶段。   

到了雍正初年，异姓结拜弟兄进入了新的阶段，即开始“立有会名”了。史载“雍正四年五月，台湾诸罗县莲花潭地方，有蔡阴等十三人结拜弟兄。两年以后，这个异姓结拜组织又吸收了萧养等八人，众人共推蔡阴为“大哥”，石意为“尾弟”，并且取名“父母会”。这是清代会党史上最早一个立有会名的秘密会党。雍正六年，诸罗县菱子林地方有陈斌、汤完等二十三人结拜弟兄，相约“父母老了，彼此相帮”，亦取名“父母会”。[22]同年，福建出现铁鞭会。[23]雍正七年，福建又有桃园会。同年，台湾又出现了“子龙会”。雍正八年，福建厦门出现一钱会。[24]雍正九年，广东潮州府饶平县余犹等二十余人，“歃血结盟”，取名“父母会”。[25]雍正十三年，江西霍邱县出现铁尺会。[26]乾隆初年，又出现了更多的“立有会名”的秘密会党。乾隆元年，福建邵武县出现关圣会。[27]乾隆七年，福建漳浦出现子龙会与小刀会。[28]乾隆十二年，福建福安出现边钱会。[29]同年，江西宜黄县出现关帝会。[30]乾隆十三年，福建长泰县出现父母会。同年，福建漳浦出现北帝会。乾隆十五年，福建邵武县出现铁尺会。[31]雍乾之际，在四川流民中出现了名为“啯噜子”的武装集团，也是采取歃血结盟的方式结成。   

经过雍正及乾隆初年的发展，秘密会党无论在组织形式、结盟仪式和活动内容方面，都逐渐成熟与完备。乾隆二十六年天地会的创立，便是秘密会党走向成熟与完备的标志。天地会在结盟仪式上，不仅有一般结拜弟兄时的歃血与焚表盟誓，而且要举行“钻刀”仪式，即仪式主持人用两手执刀或剑，斜架作叉，令人会者从刀、剑下钻过，然后在神像前立誓：“有忠有义刀下过，不忠不义剑下亡”。并用“三八二十一”暗隐洪字。会众见面时，以“开口不离本，出手不离三”作为相互识别之暗号，“即三指诀”。还编了许多诗句歌诀，并将“洪”字嵌入“逆诗”。[32]后来，天地会的仪式与隐语、暗号发展得更为复杂与完备。[33]这些，都是以往异姓结拜弟兄组织所没有的。到乾隆中期，清政府虽然尚未发现天地会的名称，但对天地会等秘密会党的新内容、新特点，也已经有所觉察。因此，在乾隆三十二年重修《大清律》时，便将一般歃血结盟、焚表结拜弟兄，同“结会树党，阴作记认”这种较成熟的会党加以区别。清律载：“闽省民人，除歃血订盟，焚表结拜弟兄仍照定例拟以绞候，其有抗官拒捕，持械格斗等情，无论人数多寡，审实各按本罪分别首从，拟以斩绞外。若有结会树党，阴作记认，鱼肉乡饶，凌弱暴寡者，亦不论人数多寡，审实将为首者照凶恶棍徒例，发云贵两广极边烟瘴充军，为从减一等。[34]

清代会党的发展历程清楚地告诉我们，像天地会这样一个比较成熟和完备的秘密会党，决不可能产生于清初康熙年间，只能在秘密会党逐步发展完善以后，才可能出现。   

其次，天地会产生的经济根源。   

秘密会党的发展、完善与天地会的产生，也是清初以来经济发展的结果。清初顺治与康熙前半期，我国大部分地区均经受了长达半个世纪的战乱之苦，田园荒芜，人民流离失所，经济凋零，人口剧减。江南和东南沿海一带自明中叶以来发展起来的工商业，受到极大摧残与破坏。从康熙中叶开始，清政府采取的恢复社会经济的各项措施已经发挥效益，被严重破坏的社会经济，不仅得到恢复，而且有了进一步发展，甚至超过了明代最高水平，清王朝的历史，步入了“康乾盛世”。在东南沿海一带，经济发展尤为迅速。农村租佃关系发生变化，分成制已转变为定额租制，特别是永佃制的流行，提高了广大佃农的劳动积极性，他们愿意并可能对所耕土地投入更多的劳力与工本。加之耕作技术的改进，粮食产量大幅度提高，从而为经济作物的发展，创造了条件。闽南一带，大量种植茶叶、烟草、甘蔗及各种水果，广大农民同市场发生了联系，突破了我国几千年来以一家一户为生产和消费单位，男耕女织的经营模式。经济作物的发展，又带动了手工业与农产品加工业的发展和商业的繁荣。许多人便从传统的农业中解脱出来，从事手工业、商业的经营，于是在城乡出现了大批流动人口。乾隆前半期我国人口的激增，更加剧了福建各地人多田少的矛盾，更多的农村人口进入了流动人口的行列。据统计，清初全国人口大约有五千多万，到乾隆初年已增至一亿四千多万。乾隆三十年，更增至二亿以上。[35]清政府虽然大力鼓励垦荒，使耕地面积有所增加，但远远赶不上人口增长的速度，使得人均耕地面积反而减少。清初，福建人均占有耕面积尚有17.1l亩，到乾隆三十一年，已减至l.71亩。大批无地、少地的农民，涌入城镇市圩。当时，东南沿海一带，商品经济虽有一定发展，但是，因受到封建制度的钳制，不可能真正走上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城市中的工商业，不仅经营范围狭小，主要为城市居民的生活服务，而且规模也不大，很难容纳农村涌入的大量过剩人口。大量农村人口只能充当小商小贩、雇工、小手工业者，水陆交通沿线的运输工人，或者成为没有固定职业的无业游民。这些人，背井离乡，身居异地，谋生维艰，亟需把各自微小的力量联合起来，以便互济互助和自卫抗暴，求得立足之地。这样，商品经济得到一定发展但又受到钳制与阻碍，使下层群众难以谋生存活，大批流动人口中无以为生者，纷纷以结拜弟兄的方式，聚集起来，以求生存，从而为秘密会党的发展与天地会的产生，提供了方便的条件。   

第三，天地会产生的社会根源

雍正与乾隆前半期闽南一带各种社会矛盾的激化，也加速了秘密会党的发展，成为天地会产生的重要根源之一。   

一个重要社会矛盾是宗族械斗，而械斗背后，往往隐藏着阶级对立与斗争．宗族械斗一般是豪强大族欺压小姓小族所引起的。雍正五年，福建总督高其倬奏：“查福建漳、泉二府，民间大姓欺凌小族，小族亦结连相抗，持械聚众，彼此相杀。”。雍正六年高其倬又奏：“查闽省同安大姓李姓、陈姓、苏姓、庄姓、柯姓合为包姓。小姓各杂姓合为齐姓，彼此聚众列械格斗，互相伤杀。”[38]雍正七年，福建观风整俗使刘师恕也奏：“查泉属七县，晋江、南安、同安最为难治，安溪、惠安次之，永春、德化又次之。其初，大姓欺压小姓，小姓又连合众姓为一姓以抗之。从前以包为姓，以齐为姓，近日又有以同为姓，以海为姓，以万为姓者。”虽经清政府“严饬地方官查拿禁止”，械斗之风稍有敛戢，但官府的查禁，只能使一般的宗族械斗有所缓和，而对于那些有政治靠山的豪强大族，却毫无效果。据刘师恕奏：“晋江之施家即施世纶、施世骠之族也。人丁最多，住居衙口、石下、大伦诸村，贩私窝匪，强横无比。继续挑动械斗。到乾隆前半期。因大族大姓欺压小族小姓而引起的械斗事件，仍不断发生。福建巡抚陈弘谋奏，“闽省山海交错，风俗骠悍，尚气好事。大姓恃其族众，欺凌小姓。小姓联合数姓，抵敌大姓。凡遇地土告争、口语微嫌，动辄号召多人，列械相斗。虽云斗殴，俨同撕杀。更有预为议定抵命之人，然后出斗者。通省命案，起于械斗者居多，漳、泉二府尤甚。”[40]

宗族械斗中大族大姓欺压小族小姓，小族小姓为了与之相抗，便采取结拜弟兄的办法，“化异姓为同姓”，以增强其凝聚力。所以，宗族械斗的存在与加剧，也是造成秘密会党发展的重要原因。   

乾隆前半期，商品经济发展所造成的阶级分化与贫富不均，也是造成秘密会党发展的重要原因。当时，闽南一带大批穷苦人民难以谋生，便被迫铤而走险，从事偷窃、抢劫、绑架勒赎等活动，把那些贫穷无告者聚拢起来。史载：福建云霄一带，“其地所生，不足以供其所食。招朋呼类，四、五成群，即能为盗”[41]同安县“游手攘臂之徒，纠伙结盟，各立门户，寻事生风，殃及绅衿。”[42]那些从事肩挑负贩、开小店铺、摆地摊的小商小贩们，为了免遭偷窃、抢劫，也纷纷加入秘密会党，以寻求保护。乾隆五十二年台湾林爽文起文后被捕的天地会骨干中，有许多都是为免遭抢劫而加入天地会者，如许阿协供：广东饶平人，常到邻近的闽南平和县小溪地方贩卖酒曲。乾隆五十一年十月初八日，他携带银两前赴平和小溪赖阿边处购买酒曲，途中被天地会内之人将所带银两抢去。他将此事告诉赖阿边后。赖阿边对他说：“你若入天地会，将来行走便可免了抢夺，此时被抢银子，亦可代你要回。”许阿协便与他一同“焚香拜会”，赖将其被夺银两讨回还给许阿协。另一名会内骨干赖阿恩，也是广东饶平县人，儿子在福建漳州唱戏。他在赴漳州探望儿子时，于途中被会内之人将衣物抢去。他将此事告知漳州戏馆的梁阿步后，梁对他说：“你只要入了会，就可以讨回衣包。”赖阿恩遂与他一同结拜，梁阿步不但为他讨回被抢之衣物，还传授他以后在路上遇到会内之人抢劫时对付的办法。对他说；“如遇有人拦路抢劫，只用手指三个，按住自己心坎，就不抢了”。[43]  

这些史料虽然出自天地会产生之后，但也可从中看到乾隆年间小商小贩及一般百姓为了免遭抢却而被迫加入秘密会党的情况。

三、福建云霄高溪是天地会的发祥地

八十年代，我国史学界曾就天地会起源问题展开了热烈争论。其中一些学者强调探讨天地起源，必须依据官书，档案等史料，不能依据洪门秘笈中的西鲁故事。另一些学者则强调洪门秘笈在探讨天地会起源时具有重要意义。认为官书、档案“不能反映天地会的全貌，也不是案件的所有文字记载”，故不能作为探讨天地会起源的唯一史料。两种看法，均有所偏颇，如果我们把官书、档案与洪门秘笈结合起来，则可以对天地会起源问题的真相，有进一步了解。   

以往学者们其所以未能从洪门秘笈中得出科学的结论，主要因为囿于天地会以“反清复明”为宗旨而创立之定见，用“影射推求”的方法，对少林寺僧征西鲁的传说加以研究，结果必然陷于主观猜测之中，难以对天地会起源作出科学的解释。如果把官书、档案中的记载同西鲁传说相对照，则不难看出，西鲁传说的编者，巧妙地把洪门起源的真相，隐藏在一个表面上荒诞不经的神话故事之中。   

在西鲁传说中提到，少林寺被清军焚毁之后，劫余五僧逃到广东惠州，遇小主朱洪竹、军师陈近南及僧长万云龙，一同结拜，是为天地会之缘起。因此，天地会便尊万云龙为始祖。那么这位万云龙究竟何许人呢?“万云龙”只是“法号”或“道号”，他的本名在洪门秘笈的不同抄本中，有不同的写法。在《近代秘密社会史料》的《西鲁序》中，写作“达宗”与“和满”。《天地会文献录》中的《反清复明根苗》中，写作“号慈光，字达宗公”。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姚大羔等人所立天地会《会簿》中，称他为“师尊万提起”，他“法号士曰云龙”。[44]而近年新发现的广西田林县杨氏抄本中，则称万云龙“姓万名提喜”，“道号云龙”。[45]这些不同的写法，究竟哪一种更接近历史事实呢？按照一般历史研究的原则，应该是较早的抄本中的写法更可信。在迄今发现的洪门秘笈抄本中，以姚大羔本为最早，清吏查获的时间为嘉庆十六年，其流传时间当早于此年。其次为广西田林县杨氏抄本，因该抄本中明确提到“道光戊子”即道光八年。萧一山辑录的《近代秘密社会史料》中的抄本，据萧一山称，均系“晚清粤人手抄”。收录在《天地会文献录》中的《反清复明根苗》即《贵县修志局发现的天地会文件》，据罗尔纲先生考证，系咸丰年间天地会首领陈开占领贵县时，在当地流传的抄本。这样，我认为姚大羔本最早，广西田林县杨氏抄本居次，《贵县修志局本》第三，《近代秘密社会史料》中的抄本最晚。因此，万云龙的本名，当以姚大羔本与杨氏抄本为可信。姚大羔本将万云龙原名写作“万提起”，我曾怀疑乃是“万提喜”之误。杨氏抄本发现后，证实了我这个想法，万云龙就是万提喜。而这个万提喜，恰好正是官书、档案中记载的天地会创始人、福建云霄高溪的洪二和尚郑开。

清政府是在乾隆五十二年台湾林爽文起义爆发后发现天地会存在的，于是命令各省督抚大员追究天地会的“根源”。各地官员有关追查天地会根源的奏折及以皇帝名义发布的“上谕”，如今比较完整地保存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及台北故宫博物院。按照清政府的惯例，每次大的军事行动以后，均要把有关奏折、上谕加以整理、修改，然后依时间顺序编纂成《方略》、《纪略》，这些材料又在修实录时，写入其中，这就是现存的官书《清高宗实录》、《钦定平定台湾纪略》。在这些官书与原档《宫中朱批》、《军机处录副奏折》中，均保存着大量有关天地会史料。我们从这些史料中，可以找到有关天地会起源的重要内容。   

乾隆五十二年正月，林爽文起义军副元帅杨咏即杨振国供：“听得严烟说及起会的根源，是广东有个姓洪的和尚，叫洪二房，同一个姓朱的起的。洪二房和尚居住后溪凤花亭，不知是何府何县地方。那姓朱的才十五六岁，不知叫什么名字，也不知住在那里。”[46]杨振国所供内容，不免有以讹传讹的成份，甚不准确。   

不久，杨振国提到的严烟被捕，供称：   

“这天地会闻说是朱姓，李姓起的，传自川内，年分已远。有马九龙纠集和尚四十八人，演就驱遣阴兵法术，分投传教。后来，四十八人死亡不全，只有十三人四处起会，那在广东起会的是万和尚，俗名涂喜。如今在那里，实不知道。”以上是《钦定平定台湾纪略》中的记载。在档案中也保存着严烟一件供词，是严烟被押解到北京后，在刑部所供；“此教起自何年，我实不能知道，但听陈彪说，此教年代久远，从前有个朱姓、李姓同起的。朱姓叫朱鼎元，李姓实不知名字，后来有个马九龙，纠集和尚多人，演就驱遣阴兵法术，都是传教的人。陈彪曾教我两句口语：‘三姓结万李桃红，九龙生天李朱洪’。这就是天地会的根由”。[48]  

上述被捕会首的供词，虽然为清政府追查天地会根由提供了重要线索，但尚难以据此确定天地会为何人所创立。乾隆五十三年，提喜弟子陈丕被捕，使清方在追查天地会根源方面有了突破性进展。据《清高宗实录》记载。“图萨布奏，拿获天地会匪犯陈丕，讯供究出传会之僧人提喜，籍隶福建漳浦县，住在高溪乡观音亭。”[49]清吏根据陈丕供词，到漳浦县高溪观音亭去捉拿提喜。此时提喜早已故去，只捕到其子僧人行义。魁伦奏：“据漳浦县报称，于该县高溪地方拿获僧人行义，供伊师父提喜即系父亲，因乳名洪，排行第二，故多称为洪二和尚，已于四十四年身故。”[50]   

然而，根据这些史料，仍然难以确定天地会究竟是谁所创立。其一，《严烟供词》中称天地会传自四川，是朱、李二姓创立的，万和尚涂喜只是在广东起会之人。那么，朱、李二姓与万和尚涂喜之间是什么关系呢?其二，万和尚涂喜与行义之父提喜是否为同一人?其三，严烟所说天地会的根源诗：“三姓结万李桃红，九龙生天李、朱、洪”，应如何解释?   

1984年在上海举行的“第一届近代中国会党史学术研讨会”上，学者们曾对天地会起源问题展开热烈讨论。持天地会起源“乾隆说”者，认定天地会是福建漳浦县高溪(今属云霄)僧人万提喜即洪二和尚首倡。持天地会起源“康熙说”者，则认为天地会乃郑成功或“决心反清复明的人所创立。”[51]双方争论的焦点，在于初期天地会究竟是什么性质的组织。持“康熙说”者认为《严烟供词》中提到的朱、李二姓，是指朱明皇帝与李姓后妃。天地会的创立，乃是为了“明主传宗接代，继承皇位”。严烟提到的朱鼎元，乃隐喻“朱明王朝鼎革纪元”。从而否定了天地会为福建云霄高溪的万提喜所首倡。有些学者虽同意“乾隆说”，但又不知汪志伊关于天地会由提喜于乾隆二十六年创立的说法，有何根据。我当时虽掌握了寻找汪志伊说法的线索，但尚未找到实据．这个线索便是汪志伊于嘉庆四年三月初九日写的一件题本。其中提到：“卑职卷查乾隆五十四年六月十二日奉准刑部咨，福建司案呈内阁抄出闽浙总督觉罗伍拉纳等奏称：窃照闽省天地会匪蔓延贻害，漳泉一带尤多听从入会之人，臣等于另折审办提喜、陈彪等案内，声请嗣后获犯到案，如有本系会匪而复犯斩绞重罪者，决不待时，以惩奸慝而净根株。”又说：“查林中玉等均系会匪，现在陈彪等尚禁省监，正宜就此彻底根究，俾奸宄之徒无以隐匿狡卸，立正刑诛，以昭炯戒。随率同司道，分起提鞫。”[52]该题本表明：乾隆五十四年六月十二日以前，闽浙总督伍拉纳等曾对陈彪进行过审讯。因此可以判定：汪志伊有关天地会起源的说法，乃得自伍拉纳奏折。因此，只要找到伍拉纳奏折或汪志伊审讯陈彪之奏折，汪志伊关于天地会起源的说法，便有了确凿根据。我按照这个线索，终于在1985年夏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譬《外纪簿》中，发现了伍拉纳审讯陈彪、行义的奏折。该折系抄件，原件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最近已公开出版，载于《宮中档乾隆朝奏折》。   

伍拉纳奏折的发现，不仅为汪志伊关于天地会起源的说法提供了确据，而且使上面提到的几个问题，获得了解决。   

伍拉纳奏折中明确写道：“查天地会节经查明起于提喜，该犯俗名郑开，僧名提喜，又名涂喜，又号洪二和尚”。又说；“万和尚即洪二和尚”。这就解决了万和尚涂喜便是洪二和尚万提喜的问题，他便是洪门秘笈中提到的万提喜万云龙。  

伍拉纳还写道：陈彪传与严烟诗句，“供称得自提喜口传，实只晓得结万是指结交万和尚即洪二和尚。因漳浦土话，万洪同音的缘故。朱、李、桃实只见过李少敏一人，其朱鼎元、桃元及马九龙和尚，提喜传法时只说他们都是远省有法术的人”。这段话告诉我们，暗含天地会根由的诗句。“三姓结万李桃红，九龙生天李朱洪”，表明马九龙、朱鼎元、桃元三姓与万和尚提喜最初结拜的时间是季桃红的季节，在马九龙去世(升天)以后，李少敏、朱鼎元与洪二和尚三个人再次结拜，创立厂天地会。   

这样，通过把洪门秘笈与官书、档案结合起来研究，终于弄清了天地会究覓为何人所创立的真相，天地会是由乾隆年间福建漳浦县高溪(今屑云霄)的洪二和尚万提喜即郑开所创立。

提喜塑像的发现，更为天地会由提喜创立之说提供了物证。该塑像是原来高溪观音亭所供提喜塑像之复制品，是七十年代末，云霄船场村几位老人与曾在观音亭为僧的李阿星根据回忆塑成。当时，村中老人看到附近村庄皆在修庙，他们感到，高溪村的观音亭本来是个庙，应加以恢复。于是共同回忆庙中当年供奉之神祗，除观音佛祖、十八罗汉外，大家记得还有一尊较小的神像。据李阿星回忆说，他是十二、三岁来到该村当和尚的。当时他曾问过姓蔡的师傅，该神像系何名称。师傅答以是“本庙祖公”。他又问及手势，师父告诉他，右手三指按胸，是表示“自己人”，左手拇指、食指与小指伸直，其余二指拳起，是用来取物。告戒他不可向外人说，手势是暗号，有纪念意义。据村中老人说，塑像主人是来自附近高塘村的和尚，脚上穿一双铁板拖鞋，想当皇帝。但不知姓名与年代，听说是“三点会”。据高村塘村郑氏家族第二十二代郑自成老人回忆，本族第十二世是个浪荡子，称“和尚仔开”，先在本村为僧，后到高溪观音亭当和尚，他想造反当皇帝，连累了族人。据说他当年住过的房基地，没有人敢盖房子居住，否则会遭灾祸，现在只能养猪。  

上述传说告诉我们历史上在高塘村确有郑开(万提喜)其人，这与官书、档案记载洪二和尚万提喜在云霄高溪观音亭为僧之说法相一致。   

天地会创始人确定后，天地会发祥地问题自然迎刃而解。  

以前，我在研究天地会起源时，因见《严烟供词》中提到天地会“传自川内”及“广东起会的是万和尚，俗名涂喜”，洪门秘笈中也提到少林寺劫余五僧从广东惠州来到福建云霄高溪，于是推测天地会创始于广东惠州，提喜曾与李少敏、朱鼎元，桃元等去过四川，并在那里结拜弟兄，后来在广东惠州创立了天地会。但从实地考察的情况看来，严烟供词中所谓天地会传自川省，及天地会创于广东惠州等说法，乃是为了转移外人视线而编造出来的“假语村言”，而将“真事隐去”了。又如乾隆五十三年被捕的会内骨干张破脸狗，本是提喜初期的弟子之一，早在乾隆三十二年便已入会，但在受审时，却坚供乾隆四十六年方入会，并且伪供会内骨干赵明德乃广东潮州府大埔县人，在东门外下寮乡居住。[54]但从伍拉纳奏折可知，赵明德实系福建云霄人，住云霄城北门内仓边巷，死后葬于乌石坑。[55]因此，不能拘泥于供词的说法，认为天地会始于四川或广东。从实地考察的情况可知，提喜并未离开过云霄高溪一带。他初在本村（高塘)寅钱寺为僧，后来才到高溪观音亭为僧。乾隆二十六年，他以结拜弟兄的方式，多高溪观音亭创立秘密组织，并以“人生以天地为本”之义，取名天地会。  

天地会创立于福建云霄高溪，与洪门秘笈的记载也相符合。在《近代秘密社会史料》卷一图像部分，绘有一个“素珠牌”，旁边写有：“始祖居住福建云霄高溪”。[56]从洪门秘笈中可知，洪门始祖为万云龙即万提喜，这条史料，又与官书、档案相一致。乾隆五十四年正月十七日的“上谕”中写道：“据行义供，父提喜即洪二和尚，在观音亭为僧。”伍拉纳也奏称“该犯等(按：指行义与陈彪)供称，提喜于乾隆二十七年即在高溪观音庙传布天地会。”[57]可见，洪门秘笈中所说居住在福建云霄高溪的“始祖”，便是官书、档案中所记载的在高溪观音庙为僧的洪二和尚万提喜。正因为云霄高溪是天地会的发祥地，所以在洪门秘笈中，无论西鲁传说、图像还是诗句、对联，均把高溪庙奉为圣地。在姚大羔抄本中，提到高溪、高溪庙者，不下十余处。并提到万提喜与五僧结盟后，与清兵交战身亡。“尸首葬在高溪庙三层楼脚下粪箕湖子山午向”。高溪庙、三层楼均在今云霄高溪村附近。在诗句中有：“一盏明灯在佛前，五祖开旗拜祖先，祖灯点来不可食，留转高溪奉祖先。”说明了洪门始祖确在高溪。在洪门秘笈杨氏抄本中，也说万提喜住在“丁山之上的高溪庙”。在《贵县修志局发现的天地会文件》中，提到众人拜万云龙为大哥，在“高溪起义”。在《近代秘密社会史料》图像部分，绘有高溪庙之图，门上对联：“一派溪山千古秀，三河峡水万年流”。在诗句中有“地镇高岗，一派江山千古秀，门相大海，三河合水万年河”。所描绘的景观，酷似高溪观音亭。   

综上所述。当我们把官书、档案与洪门秘笈结合起来研究后，便可以确定天地会是福建云霄高溪僧人万提喜即洪二和尚所创立，天地会发祥地是福建云霄高溪。

注释：

[1]见拙著《清前期天地会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7页。

[2]《孙中山选集》(上)，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170一一17l页。

[3]《孙中山选集》(下)，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616一一6l7页。
　　　[4][11]萧一山：《天地会起源考》。载《近代秘密社会史料》，上海文艺出版社影印，1991年版。卷一，第l9页。

[5]罗尔纲：《水浒传与天地会》，载《天地会文献录》，正中书局。1947年版，第86页。
[6][18]邓孔昭《从康熙前期福建会党活动的几条史料谈天地会起源》，载《清史研究》，1993年，第1期。

[9]陶成章：《教会源流考》，载《陶成章集》，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415页。

[8][11]朱琳：《洪门志》，河北人民出版社影印，l990年，第9一一13页。

[9]温雄飞：《南洋华侨通史》第108一一l09页。

[10]萧一山：《近代秘密社会史料》，卷首，第15页。

[12]王春瑜：《顾炎武北上抗清考辩》，载《中国史研究》，1979年第4期。
　　[13]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合编《天地会》，(以下简称《天地会》)(七)，第536一一540页。

[14]同[1]第243一一245页。

[15][16]《大清会典》卷130。

[17]《新颁律例》卷一，康熙三年新例。  

[19][20]连横：《台湾通史》卷30。吴球传，刘却传。

[21]蓝鼎元：《平台纪略·朱一贵之乱》。

[22](台)《宮中档雍正朝奏折》，第11辑，福建总督高其倬折，雍正六年八月初十日。
　　[23][26][27][30][31]庄吉发：《从清代律例的修订看秘密会党的起源及其发展》，载《台湾师范大学历史学报》，第l8期。

[24]同[22]第17辑，福建海关监督准泰折，雍正九年二月廿二日。

[25]《雍正朱批谕旨》，广东总督鄂弥达折，雍正十年十二月初一日。

[28]《朱折》两广总督庆复折，乾隆七年八月初七日。

[32]《天地会》(七)，第523页。

[33]同[1]142一一l51页。

[34]《大清律例根源》，卷54。

[35]杨其昌：《清代人口问题及其历史教训》，载《云南教育学院学报》1987年第1期。
　　[36]梁方仲：《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341一一396页。

[37][38]同[22]第9辑，福建总督高其倬折，雍正六年正月初八日。

[39]同[22]第l 9辑，福建观风整俗使刘师恕折，雍正七年十月十六日。

[40](台)《宫中档乾隆朝奏折》，第5辑第163页。

[41]《云霄县志》卷3，风俗。

[42]《同安县志》，卷l 4，风俗。

[43]《天地会》(一)，第70一一71页。

[44]《天地会》(一)，第4页。

[45]《广西会党史资料汇编》，广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484页。

[46]《天地会》(一)，第65一一66页。

[47]《天地会》(一)，第96一一97页。

[48]《天地会》(一)，第110一一112页。

[49]《天地会》(一)，第137页。

[50]《天地会》(一)，第138页。

[51]赫治清：《天地会起源‘乾隆说’质疑》，载《中国史研究》，1983年第3期。

[52]《刑科题本》，嘉庆四年三月初九日，汪志伊题。  

[53]《天地会》(一)，第522一一527页．

[54]《天地会》(一)第117页。

[55]《天地会》(一)第137页。  

[56]同[4]第44页。

[57]《天地会》(七)第524页。 

作者：秦　宝　琦

《清史研究》1993年第3期

 

 

 

 

 

 

 

 

【作者: roomx】【访问统计:】【2005年07月15日 星期五 02:13】【注册】【打印】